偵查員提出的質疑也不無道理，畢竟目前這種可能還是存在的，不能完全排除。
凌風揉了揉雙眼，沉默了片刻后，說道：“的確有這種可能性存在，但是雇兇殺人一般現場偽裝較少，留下的物證也比較多，而且因為殺手和被害人沒有明顯的因果關系，殺手殺人后要么潛逃，要么躲藏起來，再就是殺手殺人的目標準確，手段干凈利索。可是在這兩起案件里，我們可以通過監控很明顯看得出，嫌疑人在襲擊或者綁架被害人的過程中，都有足夠的行兇時間和機會，但他都沒有動手，反而帶走了已經失去反抗能力的被害人，然后再在隔天將虐殺后的被害人尸體丟棄。這些矛盾的行為都不符合雇兇殺人的特點，當然，也不排除雇主有特殊要求，想親眼看著被害人死亡，但這無疑增加了身份暴露的風險，也就失去了雇兇殺人的意義，所以我認為雇兇殺人的可能性存在，但是相對較小。”
“這里我還要補充一點。”馬建國說道，“其實我也曾有過這方面的想法，所以我順便查過高俊松夫妻的銀行記錄，但并沒有發現在案發前后他們的存款有異常支出的情況，而最重要的就是以他們的存款以及收入情況，并不具備雇兇殺人的條件。”
“所以我更傾向于這是一起有預謀的連環兇殺案，只是和一般的連環兇殺案不同，這次的兇手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有一名主謀，還有三至四名，甚至更多的參與者。”凌風說道。
“更多？！”在場的偵查員對此都頗感驚訝。
凌風隨即把H縣發生的案件詳情，以及和高俊松、陳文亮的對話詳細敘述了一番。
“凌隊，你認為主謀像之前猜測的，打著‘替天行道’的旗子犯案。”
“可以這么說。”凌風點頭說道，“之前在胡興東命案里，棄尸地點和兇手犯案的矛盾讓我懷疑棄尸地點是一種暗示，如果第一次只是巧合的話，那趙丹鳳命案又一次的不謀而合就不能用巧合來解釋了。如果不是棄尸地點的特殊性，我也不會找到和死者有關的人員線索，所以我基本確信棄尸地點這是主謀刻意留下的提示。一方面他想盡辦法掩蓋有可能留下的線索，為我們的調查制造麻煩，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讓人誤會他是一個冷血殺手，所以才會通過棄尸地點留下和死者有關的提示，他是想要我們知道死者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才會遇害的，通過這種方式給我們一個‘死者該死’的暗示。”
“該不該死，這不應該由他說了算。”
“但不得不說，他利用受害人家屬痛恨死者，想要報仇的心理進行犯罪，的確是一個好辦法，可以說，這讓我們處于一個非常困難的調查局面。”
“可是主謀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真是為了申張正義？”
“用這種極端的方法申張正義？不是瘋子就是精神病吧！”
“很明顯，疑似主謀的嫌疑人的一切行為都不像瘋子，更不像精神病患者，如果是，那些跟隨他的人豈不全都腦子有問題了。”
凌風的手指在桌面上交替地輕叩著，說道：“腦子有問題的話就不可能把案子做的近乎完美了。我認為主謀的目的有兩點。一，主謀肯定是把自己的行為定義成‘正義’，他把自己當成了一名‘地下法官’，來審判那些制造了校園暴力卻得不到相應懲罰的學生，這里我們還要注意一點，這些學生在遇害的時候都已經成年了。二，除了‘正義’，我認為他可能也有過受校園暴力傷害的經歷，或者是校園暴力的受害者，或者是校園暴力受害者的家屬，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經歷，他才愿意去做這樣的事，也更容易與那些受害人的家屬產生共鳴，從而博取他們的信任，讓他們協助自己。表面上，他是在幫參與者，實際也是在幫自己發泄內心的仇恨。這兩點里面最可怕的就是第二點，因為我們在沒有證據的前提下，那些受害人家屬根本不可能配合我們的工作，即使有證據，他們也一定會想盡一切辦法給我們制造麻煩，因為對他們而言，他們如今只會選擇信任那個‘主謀’，根本不會相信我們和法律，至少目前為止，高俊松和陳文亮都表現出了對我們排斥的態度。”
“類似‘斯德哥爾摩效應’。”馬建國說道。
“是。”凌風回道，“只不過在這個案子里，不存在綁匪和被綁者，也沒有罪犯和受害人，無論主謀還是參與者，他們都是某一件事的受害人，他們是因為相同的遭遇產生了共鳴，所以才會走到一起，然后以主謀‘馬首是瞻’，實施一系列他們自認為‘正義’的犯罪行為。”
“凌隊，如果你的猜測沒錯，那接下來應該還會有第三、第四起的案子發生。”
“這就是我最擔心的，目前除了高俊松和陳文亮，我們掌握的線索實在太少，如果指望從他們兩個人身上找到線索，非常困難，這一點從高俊松到現在所表現的行為就不難看出了，他們已經做好了案發前、后應對的方法。”凌風微微皺眉，說道。
“但是越是想要掩蓋，反而越容易露出破綻，對吧，老凌。”
馬建國嘴角微微上揚，神秘地一笑，因為他已經從凌風上述的推理中發現了破綻，既然推理是凌風做出的，他不可能沒有發現，只不過從他并不輕松的表情來看，這個破綻調查起來的難度絕不容易。
“呵呵，老馬果然了解我啊。”凌風微微笑了笑，隨后他起身伸了個懶腰，踱著步，說道：“我一直在琢磨，主謀是如何尋找參與者的。如果只是社會上的人，通過新聞了解當年發生的校園暴力事件，充其量也就是知道有這么一件事，由于是未成年人，新聞也會打上馬賽克和使用化名，想要找到未成年人的資料都比較困難，更何況是找到他們的家人，更何況還有一些校園暴力事件沒有報道過。再就是校園暴力是全國性的問題，并不僅僅只有我們市的學校才存在，然而兇手選擇的卻都是發生在本市范圍的校園暴力事件。我也對比過當年高彬和陳曉玲的校園暴力案，發現兩起案件的共通點就是情節都比較嚴重，兩名被害人的家屬都曾報案，希望法律能夠嚴懲兇徒，但由于未成年人的原因，最后都從輕處罰。”
“凌隊，你懷疑主謀會是當年參與校園暴力案件偵辦和審理的公、檢、法內部的人？”
這句話就像是在平靜的海面上突然刮起的颶風，瞬間掀起了暴躁的海浪，氣勢洶洶地襲向在場的眾人。
“凌隊，嫌疑人是我們‘自己人’，你這想法可夠大膽的了。”
“其實未必就一定是我們公、檢、法內部的人吧，也可能是律師，因為他們也有可能接觸到案件的卷宗，得知被害人的詳細情況。又或者是對暴力事件進行過報道的媒體人。”
“也不排除是學校內的人，雖然兩起暴力事件分別發生在不同轄區的學校，但是學生間傳播消息的速度可不比網絡慢，如果主謀想通過學校查到一些信息，也不是不可能。”
“也可能是教育系統的人，因為他們也會派人對這類案件進行跟進。”
“當然，如果僅僅從‘主謀尋找參與者’單方面考慮，的確很多的可能性都存在，甚至現在通過網絡的‘人肉搜索’或者請私人偵探可以把任何人的資料查的一清二楚。”凌風說道，“但我們還要考慮的一點，是什么人的身份能夠讓參與者對他產生足夠的信任，畢竟策劃的是兇殺案，可不是小孩子過家家，如果僅僅只是和參與者有過相同的經歷，未必就有足夠的說服力，而且參與者都是成年人，真要是想報仇，以成年人的能力，完全可以獨自做到，又何必冒險與不熟悉的人合作呢。”
馬建國稍稍調整了坐姿，說道：“我還注意到，你和高俊松、陳文亮的對話里，他們二人的話都傳達出了一個訊息，法律存在著漏洞，法律并非公平的，所以才會讓胡興東和趙丹鳳逍遙法外。如果幕后主謀真是‘公、檢、法’的人，那么從他這個特殊的身份上來看，執法者也認為法律有問題，那的確相當有說服力。”
凌風點點頭，繼續踱著步，說道：“再有就是嫌疑人充滿自信的行動方式，仔細觀察不難發現，他的自信是建立在他對我們了解的基礎上，尤其是我們辦案的方式以及思維模式。你們想想看，一般情況下，嫌疑人棄尸都會選擇隱蔽的地點，尸體越晚被發現越好，但這次的嫌疑人卻偏偏反其道而行，讓尸體以最快的時間暴露，但矛盾的是，又不讓我們第一時間得知死者的身份。”
“他就是想拖延我們的調查時間，如果有樣貌和指紋，我們很快就能查清死者的身份，從而展開調查，但如果這些都沒有，我們雖然也能查出死者的身份，但花的時間就會變多。而且在沒有確定死者的身份前，我們之前的調查就只能圍繞他故意暴露的棄尸地點這個疑點和監控展開調查，這就相當于我們被他牽著鼻子走，而所有的環節他都經過了細心的計劃，所以根本不擔心我們會查到什么。”偵查員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