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查員提出的質(zhì)疑也不無道理，畢竟目前這種可能還是存在的，不能完全排除。

凌風揉了揉雙眼，沉默了片刻后，說道：“的確有這種可能性存在，但是雇兇殺人一般現(xiàn)場偽裝較少，留下的物證也比較多，而且因為殺手和被害人沒有明顯的因果關系，殺手殺人后要么潛逃，要么躲藏起來，再就是殺手殺人的目標準確，手段干凈利索。可是在這兩起案件里，我們可以通過監(jiān)控很明顯看得出，嫌疑人在襲擊或者綁架被害人的過程中，都有足夠的行兇時間和機會，但他都沒有動手，反而帶走了已經(jīng)失去反抗能力的被害人，然后再在隔天將虐殺后的被害人尸體丟棄。這些矛盾的行為都不符合雇兇殺人的特點，當然，也不排除雇主有特殊要求，想親眼看著被害人死亡，但這無疑增加了身份暴露的風險，也就失去了雇兇殺人的意義，所以我認為雇兇殺人的可能性存在，但是相對較小。”

“這里我還要補充一點。”馬建國說道，“其實我也曾有過這方面的想法，所以我順便查過高俊松夫妻的銀行記錄，但并沒有發(fā)現(xiàn)在案發(fā)前后他們的存款有異常支出的情況，而最重要的就是以他們的存款以及收入情況，并不具備雇兇殺人的條件。”

“所以我更傾向于這是一起有預謀的連環(huán)兇殺案，只是和一般的連環(huán)兇殺案不同，這次的兇手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有一名主謀，還有三至四名，甚至更多的參與者。”凌風說道。

“更多？！”在場的偵查員對此都頗感驚訝。

凌風隨即把H縣發(fā)生的案件詳情，以及和高俊松、陳文亮的對話詳細敘述了一番。

“凌隊，你認為主謀像之前猜測的，打著‘替天行道’的旗子犯案。”

“可以這么說。”凌風點頭說道，“之前在胡興東命案里，棄尸地點和兇手犯案的矛盾讓我懷疑棄尸地點是一種暗示，如果第一次只是巧合的話，那趙丹鳳命案又一次的不謀而合就不能用巧合來解釋了。如果不是棄尸地點的特殊性，我也不會找到和死者有關的人員線索，所以我基本確信棄尸地點這是主謀刻意留下的提示。一方面他想盡辦法掩蓋有可能留下的線索，為我們的調(diào)查制造麻煩，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讓人誤會他是一個冷血殺手，所以才會通過棄尸地點留下和死者有關的提示，他是想要我們知道死者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才會遇害的，通過這種方式給我們一個‘死者該死’的暗示。”

“該不該死，這不應該由他說了算。”

“但不得不說，他利用受害人家屬痛恨死者，想要報仇的心理進行犯罪，的確是一個好辦法，可以說，這讓我們處于一個非常困難的調(diào)查局面。”

“可是主謀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真是為了申張正義？”

“用這種極端的方法申張正義？不是瘋子就是精神病吧！”

“很明顯，疑似主謀的嫌疑人的一切行為都不像瘋子，更不像精神病患者，如果是，那些跟隨他的人豈不全都腦子有問題了。”

凌風的手指在桌面上交替地輕叩著，說道：“腦子有問題的話就不可能把案子做的近乎完美了。我認為主謀的目的有兩點。一，主謀肯定是把自己的行為定義成‘正義’，他把自己當成了一名‘地下法官’，來審判那些制造了校園暴力卻得不到相應懲罰的學生，這里我們還要注意一點，這些學生在遇害的時候都已經(jīng)成年了。二，除了‘正義’，我認為他可能也有過受校園暴力傷害的經(jīng)歷，或者是校園暴力的受害者，或者是校園暴力受害者的家屬，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經(jīng)歷，他才愿意去做這樣的事，也更容易與那些受害人的家屬產(chǎn)生共鳴，從而博取他們的信任，讓他們協(xié)助自己。表面上，他是在幫參與者，實際也是在幫自己發(fā)泄內(nèi)心的仇恨。這兩點里面最可怕的就是第二點，因為我們在沒有證據(jù)的前提下，那些受害人家屬根本不可能配合我們的工作，即使有證據(jù)，他們也一定會想盡一切辦法給我們制造麻煩，因為對他們而言，他們?nèi)缃裰粫x擇信任那個‘主謀’，根本不會相信我們和法律，至少目前為止，高俊松和陳文亮都表現(xiàn)出了對我們排斥的態(tài)度。”

“類似‘斯德哥爾摩效應’。”馬建國說道。

“是。”凌風回道，“只不過在這個案子里，不存在綁匪和被綁者，也沒有罪犯和受害人，無論主謀還是參與者，他們都是某一件事的受害人，他們是因為相同的遭遇產(chǎn)生了共鳴，所以才會走到一起，然后以主謀‘馬首是瞻’，實施一系列他們自認為‘正義’的犯罪行為。”

“凌隊，如果你的猜測沒錯，那接下來應該還會有第三、第四起的案子發(fā)生。”

“這就是我最擔心的，目前除了高俊松和陳文亮，我們掌握的線索實在太少，如果指望從他們兩個人身上找到線索，非常困難，這一點從高俊松到現(xiàn)在所表現(xiàn)的行為就不難看出了，他們已經(jīng)做好了案發(fā)前、后應對的方法。”凌風微微皺眉，說道。

“但是越是想要掩蓋，反而越容易露出破綻，對吧，老凌。”

馬建國嘴角微微上揚，神秘地一笑，因為他已經(jīng)從凌風上述的推理中發(fā)現(xiàn)了破綻，既然推理是凌風做出的，他不可能沒有發(fā)現(xiàn)，只不過從他并不輕松的表情來看，這個破綻調(diào)查起來的難度絕不容易。

“呵呵，老馬果然了解我啊。”凌風微微笑了笑，隨后他起身伸了個懶腰，踱著步，說道：“我一直在琢磨，主謀是如何尋找參與者的。如果只是社會上的人，通過新聞了解當年發(fā)生的校園暴力事件，充其量也就是知道有這么一件事，由于是未成年人，新聞也會打上馬賽克和使用化名，想要找到未成年人的資料都比較困難，更何況是找到他們的家人，更何況還有一些校園暴力事件沒有報道過。再就是校園暴力是全國性的問題，并不僅僅只有我們市的學校才存在，然而兇手選擇的卻都是發(fā)生在本市范圍的校園暴力事件。我也對比過當年高彬和陳曉玲的校園暴力案，發(fā)現(xiàn)兩起案件的共通點就是情節(jié)都比較嚴重，兩名被害人的家屬都曾報案，希望法律能夠嚴懲兇徒，但由于未成年人的原因，最后都從輕處罰。”

“凌隊，你懷疑主謀會是當年參與校園暴力案件偵辦和審理的公、檢、法內(nèi)部的人？”

這句話就像是在平靜的海面上突然刮起的颶風，瞬間掀起了暴躁的海浪，氣勢洶洶地襲向在場的眾人。

“凌隊，嫌疑人是我們‘自己人’，你這想法可夠大膽的了。”

“其實未必就一定是我們公、檢、法內(nèi)部的人吧，也可能是律師，因為他們也有可能接觸到案件的卷宗，得知被害人的詳細情況。又或者是對暴力事件進行過報道的媒體人。”

“也不排除是學校內(nèi)的人，雖然兩起暴力事件分別發(fā)生在不同轄區(qū)的學校，但是學生間傳播消息的速度可不比網(wǎng)絡慢，如果主謀想通過學校查到一些信息，也不是不可能。”

“也可能是教育系統(tǒng)的人，因為他們也會派人對這類案件進行跟進。”

“當然，如果僅僅從‘主謀尋找參與者’單方面考慮，的確很多的可能性都存在，甚至現(xiàn)在通過網(wǎng)絡的‘人肉搜索’或者請私人偵探可以把任何人的資料查的一清二楚。”凌風說道，“但我們還要考慮的一點，是什么人的身份能夠讓參與者對他產(chǎn)生足夠的信任，畢竟策劃的是兇殺案，可不是小孩子過家家，如果僅僅只是和參與者有過相同的經(jīng)歷，未必就有足夠的說服力，而且參與者都是成年人，真要是想報仇，以成年人的能力，完全可以獨自做到，又何必冒險與不熟悉的人合作呢。”

馬建國稍稍調(diào)整了坐姿，說道：“我還注意到，你和高俊松、陳文亮的對話里，他們二人的話都傳達出了一個訊息，法律存在著漏洞，法律并非公平的，所以才會讓胡興東和趙丹鳳逍遙法外。如果幕后主謀真是‘公、檢、法’的人，那么從他這個特殊的身份上來看，執(zhí)法者也認為法律有問題，那的確相當有說服力。”

凌風點點頭，繼續(xù)踱著步，說道：“再有就是嫌疑人充滿自信的行動方式，仔細觀察不難發(fā)現(xiàn)，他的自信是建立在他對我們了解的基礎上，尤其是我們辦案的方式以及思維模式。你們想想看，一般情況下，嫌疑人棄尸都會選擇隱蔽的地點，尸體越晚被發(fā)現(xiàn)越好，但這次的嫌疑人卻偏偏反其道而行，讓尸體以最快的時間暴露，但矛盾的是，又不讓我們第一時間得知死者的身份。”

“他就是想拖延我們的調(diào)查時間，如果有樣貌和指紋，我們很快就能查清死者的身份，從而展開調(diào)查，但如果這些都沒有，我們雖然也能查出死者的身份，但花的時間就會變多。而且在沒有確定死者的身份前，我們之前的調(diào)查就只能圍繞他故意暴露的棄尸地點這個疑點和監(jiān)控展開調(diào)查，這就相當于我們被他牽著鼻子走，而所有的環(huán)節(jié)他都經(jīng)過了細心的計劃，所以根本不擔心我們會查到什么。”偵查員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