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們你一句我一句的追憶，時不時相互補充、糾錯，逐漸拼湊出昔日的畫卷。

當年條件艱苦，大人們尚在戰天斗地，同沙漠戈壁爭奪生存空間，孩子們當然也是粗放生長。泥里爬沙里滾，無論男孩女孩，都以小小年紀能干農活為榮。至于讀書寫字？那是能換饃饃，還是能換肉？

他們的父母，絕大部分都是沒讀過書的“大老粗”。只知道識文斷字是好事，卻沒辦法給他們提供學習的條件。整個團場就一座六年制的完小，設在場部。各連隊的孩子去上課，每天起早摸黑，跋涉個十幾公里，不比父母上工輕松。

“我們那時候都討厭上學，千辛萬苦上一整天，賺不到吃賺不到喝，不劃算。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打個架還要挨批評，哪有在農場上干活自由快活。”孫國平笑著說，“就經常找借口請假，或者干脆逃學。”

“逃學是有技巧的。”另一個學生，六十三歲的李富強補充，“像我在外面野一天，回家時要么背一筐梭梭柴，要么打點野果子，撿點羊糞蛋子。這就是給家里干活了。我爸要抽我都下不去手，頂多罵幾句。”

“我沒這么多心眼子，所以挨的皮帶多。”張守疆搖頭苦笑，“挨打多了，大人也懶得管了，就覺得這娃的確不是讀書的料，還不如留在家里干活。”

“女孩子讀書的就更少了，那時候也沒有義務教育的概念。”王麗說，“我爸媽算思想進步的，把我們三兄妹都送去上學。目標是我哥能讀個初中，這樣畢業可以進機械連，我和姐姐讀到小學畢業，能讀書看報，會加減乘除算賬就好。”

就這樣到了一九七二年的春天，李富強十一歲，張守疆、孫國平和王麗都是十歲。突然傳來消息，四十五團開辦了分場二小，他們要去離家更近的二小上學了。

二小也是六年制的完小，兩棟土坯平房，東面是一二三年級的初級部，西面是四五六年級的高級部。校長姓葉，是個轉業軍人。還有四名教師，都是從各連隊推薦的知青里挑選出來的。

“一聽新學校的老師是城里來的知青，我們這些小孩就很激動。那時候都覺得知青很洋氣，打扮好看，說話也文縐縐跟唱歌似的，會請我們小孩子吃糖，還會講很多有意思的事。什么上海的馬路又平又直可以溜冰，看個高樓會把帽子看掉，什么火車跑得比馬還快，飛機又比火車快——”

孫國平搖搖頭：“我們這群疆二代，從小生在戈壁灘上，沒見過城里的東西，甚至從沒聽說過。那時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坐一次火車，坐到烏魯木齊去看一看。”

新老師從哪里來？會講什么樣的新奇事？又會不會請他們吃糖呢？不是團場小賣部里那種兩分錢一包的薄荷硬糖，是城里才有的那種奶糖，又香又甜，還有漂亮的糖紙可以收藏。

開學第一天，這四個孩子坐在低年級部的教室里，滿懷期待。

從沒有裝玻璃的窗洞看出去，胡楊樹上掛了一面鑼，葉校長拿個棒槌哐當哐當一敲，這就是上課了。

一個苗條的人影從胡楊樹下經過，同葉校長點了點頭，走進了他們的教室。

“這不是演出隊的漂亮姐姐嗎？我一眼就認出來了。”王麗說。

不只是她，教室里四十三個孩子都叫起來了。從五歲到十二歲，哪個沒看過演出？哪個沒有跟著漂亮姐姐跳賽乃姆，唱“我愛北京天安門”？

“倪老師被我們的叫喊嚇了一跳，走上講臺一開始都沒有說話，就站在那里看著我們。我們也看著她。她好漂亮，現在我都記得那個樣子。一根大辮子烏溜溜的，這樣斜扎著，是當年最流行的。天藍色的襯衣干干凈凈，領口還繡了幾朵花。”

王麗一邊回憶，一邊比劃，索性站起身來：“當時倪老師站在講臺上，抬頭，挺胸，下巴這樣收進去一點，兩只手交叉放在前面，簡直就是電影上的人。”

那年倪愛蓮二十二歲，負責教育低年級部的語文和算術。她漂亮活潑，說話和氣，很受學生喜愛。

但是，這些孩子缺課逃學已經成了習慣。對倪老師的喜愛是真的，不愛學習也是真的。他們不想聽倪老師講課文，講習題，在課堂上也要纏著倪老師唱歌講故事。

“一開始倪老師也是愿意的，還把這個當成獎勵，要是這堂課表現好，就給我們唱一首。她脾氣這么好，我們就更能鬧了，真沒想到倪老師會生氣。”

鬧得最厲害那次，他們拍著課桌，嚷嚷著不唱歌就不上課。孫國平嚷得最厲害，人都躥上課桌了，把紅領巾當羊鞭甩。

萬萬沒想到，倪老師不但不唱歌，還把孫國平和幾個學生的紅領巾沒收了。

“教室是上課的地方，不想上課的就請你們出去。”

出去就出去，嘩啦一片走了二十來號學生。他們從沒見過倪老師這么兇，覺得又新鮮，又生氣。

“尤其沒收了紅領巾，那時候是光榮的象征嘛。回家爸媽一看紅領巾沒了，不用問肯定是在學校犯了錯，又是一頓抽。我當時真是氣不過，心想一定要和倪老師斗一斗。”

和孫國平一樣想法的學生還不少。當然，他們能想到的辦法，也就是找各種理由逃課，在課堂上打個粉筆仗，給倪老師搗搗亂。趕他們出教室？那正好出去撒野。

沒想到倪老師再也沒轟過人，只是把教室座位調整一番，不想上課的都坐一起。想出去？可以。先把課文讀十遍，再把生字抄十遍，習題做完。

“有一回我故意學上海腔大聲讀課文，學又學不像，逗得大家哈哈笑，還把周圍一年級的小豆包帶跑調了，后來好多天都跟著我學。”李富強回憶道，“看倪老師生氣得狠，我心想這下要趕我出去了。哪曉得她溫聲細語，用普通話反復糾正以后，又教我們用上海話怎么念。還夸我有語言天賦，鼓勵我好好讀書，以后學了俄語可以當翻譯。”

年過花甲的李富強看向倪女士：“倪老師，我真的學了俄語。沒當翻譯，在工廠造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