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朝亂入第三名武將，商紂王的大臣，飛廉之子惡來——統率60，武力98，智力42，政治49，力士。”

    惡來：一作“惡來革”，商紂王的大臣，飛廉之子，以勇力而聞名。武王伐紂之時，他被周武王處死。飛廉和惡來是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君主的祖先，秦始皇的第34世祖，秦國第一代國君秦非子的五世祖。

    正史中記載較少，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惡來是可以跟犀兕熊虎搏斗的勇士，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帝辛。但是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儒家和周朝為了詆毀商朝或者為了造神，故意丑化飛廉、惡來父子的形象。比如史記杜撰的三監之亂就比較離奇，而《清華簡·系年》推翻了儒家那套造神言論，飛廉、惡來都是商朝的忠臣，為商朝戰斗到死。所以看待這些記載的時期應注意這一點。

    秦之祖先大業，乃帝顓頊苗裔。大業助大禹治水有功，舜帝賜姓嬴氏。大費（即伯益）生二子：大廉、若木。

    大廉有玄孫孟戲、中衍，傳說中衍人鳥身而人言。殷帝太戊使之駕御專車并以女妻之，因而屢建奇功，乃封其為諸侯。中衍的曾孫戎胥軒在西戎之地，與戎人一起生活，傳說他與驪山女所生的兒子為中潏。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子飛廉，飛廉生惡來，是季勝的哥哥。飛廉善走，惡來有力，父子俱效力于殷紂。周武王伐紂時殺惡來，當時飛廉在北方為紂王立壇于霍太山，得一石棺，棺上銘文：帝令處父不于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飛廉遂觸棺而死，葬霍太山。其后非子建立秦國。

    “繼周公等人之后，你終于把魔爪伸向了大商的人物！”鮑鴻哈哈笑道。

    “接下來，孟子專業屬性爆表！”系統繼續說道，

    “什么專業屬性爆表？儒術？還有這么一說？”鮑鴻聞言，卻是莫名其妙。

    “可以這么認為吧！”系統應道，“孟子自身的入蜀加上隨身帶的《孟子》爆表也是理所應當的。”

    “隨便你吧！”鮑鴻也是無言以對，這家伙也是什么都有道理。

    “亂入第一名武將，儒家南宋理學家朱熹，儒術90+”

    “這算什么？不給四維屬性，就一個儒術屬性，還是不確定的數值？”鮑鴻連忙追問道。

    “沒辦法，畢竟不可能直接植入全部的記憶，所以只能夠給一個大致的數據，植入融入到三國這個新世界之后儒術能發展到什么境界就不一定了。”系統笑著解釋道。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謚文，世稱朱文公。

    宋朝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儒學集大成者，世尊稱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廟，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朱熹是“二程”（程顥、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的學生，與二程合稱“程朱學派”。朱熹的理學思想對元、明、清三朝影響很大，成為三朝的官方哲學，是中國教育史上繼孔子后的又一人。

    理學又稱道學，是以研究儒家經典的義理為宗旨的學說，即所謂義理之學。

    在宋朝，學術上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朱熹。他總結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思想，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成為宋代理學之大成，其功績為后世所稱道，其思想被尊奉為官學，而其本身則與孔子圣人并提，稱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義》列河洛、先天圖于卷首，又與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編撰《易學啟蒙》篤信和詮釋河洛、先天之學，后世皆以此立言，闡發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志著封建社會更趨完備的意識形態。元朝皇慶二年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取士，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明洪武二年，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后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說，也對后來明朝王陽明的心學有深刻的影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學基礎上的突破。

    作為一位博學多識的大學問家，朱熹有很多方面值得后人學習。他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博覽經史，治學嚴謹，著作宏富。他在訓詁、考證、注釋古籍，整理文獻資料等方面都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另外，他對天文、地理、律歷等許多自然科學，也都進行過廣泛的研究。他作為封建社會的一位官員，他在努力維護那個制度的同時，也能體察民情，反對橫征暴斂與為富不仁者，敢于同貪官污吏和地方豪紳的不法行為作斗爭。在地方官的任期內，朱熹也做了一些如賑濟災荒、鼓勵生產等安定民生的有益工作，在封建社會的官員中，不失為一位正直有為的人。最后還應指出，朱熹還是中國教育史上的著名教育家之一。

    “理學的朱熹，這是要儒家大神各種亂入的意思？”鮑鴻對這個家伙的還是非常熟悉的，可以說是一個被后人罵的比較多的人，但是從單純的學術、政治來說，其實朱熹的表現還是很好的。

    “亂入第二名武將，。南宋哲學家，陸王心學的代表人物陸九淵，儒術92+”

    陸氏有家學淵源，陸九淵的八世祖陸希聲“論著甚多”，高祖陸有程“博學，于書無所不觀”。到陸九淵父親這一代雖已家業衰落，只靠經營醫藥和教書授學來維持家計，但仍“以學行為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婚喪祭儀行于家”。陸門家風整肅，聞名州里，甚至受到孝宗皇帝的稱贊。

    陸九淵為宋明兩代“心學”的開山之祖，與朱熹齊名，而見解多不合。主“心（我）即理”說，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學茍知道，六經皆我注腳”。明王守仁繼承發展其學，成為“陸王學派”，對后世影響極大。著有《象山先生全集》。

    陸九淵官位不算顯要，學術上也無師承，但他融合孟子“萬物皆備于我”和“良知”、“良能”的觀點，所謂心既是孟子所說的我，認為我生萬物生，我死萬物死。提出“心即理”的哲學命題，形成一個新的學派——“心學”。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中，心是唯一實在：“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認為心即理是永恒不變的：“千萬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來今，概莫能外。陸九淵認為治學的方法，主要是“發明本心”，不必多讀書外求，“學茍知本，六經皆我注腳”。

    陸九淵是中國南宋時期最富有個性的哲學思想家和文化教育家，在程朱理學集大成之際，他以高度的學術責任感和深邃的理論洞察力，最早發現了理學內化道路潛在的支離傾向和教條隱患，成功地開拓出一條自吾心上達宇宙的外化道路，為宋明新儒學思潮從朱子學到陽明學的心學轉向創造了必要的學術條件。

    陸九淵一生的輝煌在于創立學派，從事傳道授業活動，受到他教育的學生多達數千人。他以“心即理”為核心，創立“心學”，強調“自作主宰”，宣揚精神的作用。他的學說獨樹一幟，與當時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相抗衡。1175年6月，陸九淵與朱熹在江西上饒的鵝湖寺會晤，研討治學方式與態度。朱熹主張通過博覽群書和對外物的觀察來啟發內心的知識；陸九淵認為應“先發明人之本心然后使之博覽”，所謂“心即是理”，毋須在讀書窮理方面過多地費功夫。雙方賦詩論辯。陸指責朱“支離”，朱譏諷陸“禪學”，兩派學術見解爭持不下。這就是史學家所說的“鵝湖之會”、“鵝湖大辯論”。

    陸九淵“主張‘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又倡‘心即理’說。斷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來今，概莫能外。”“認為治學的方法，主要是“發明本心”，不必多讀書外求，“學茍知本，六經皆我注腳”。”

    “亂入第三名，北宋理學家周敦頤，儒術90+”

    周敦頤，又名周元皓，原名周敦實，字茂叔，謚號元公，號濂溪先生，北宋道州營道樓田堡人，曾任江南東道南康軍刑獄。儒家理學思想鼻祖，著有《周元公集》《愛蓮說》《太極圖說》《通書》。

    周敦頤是宋明道學的開創者。在當時儒、佛、道合流的形勢下，從對于《老子》的“無極”、《易傳》的“太極”、《中庸》的“誠”以及五行陰陽學說等思想資料進行熔鑄改造，并為宋以后的道學家提供“無極”、“太極”等宇宙本體論的范疇和模式來說，周敦頤確有“發端之功”。二程的“擴大”，朱熹的“集大成”，就一定意義說，都不過是在周敦頤原有的思想基礎上使道學理論更加完善化、系統化而已。

    周敦頤的哲學著作，現存者只有一幅從道教圖錄中改裝過來的《太極圖》、二百多字的《太極圖說》和不滿三千字的《通書》；而其所涉及的范圍則有“無極而太極”的本體論問題，“物則不通，神妙萬物”的動靜觀問題，以及“主靜立人極”的倫理觀問題，等等。對于這些問題，他雖只提出了詞約義豐的論點和論綱，并未從理論上加以系統的、具體的闡發，但他的哲學思想在開創宋明道學的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后世直接就有周子之稱，戰斗力絕對是數得上號的。

    這一點鮑鴻還真不知道，他所知道的純粹就《愛蓮說》而已。

    “亂入第四名武將，北宋著名理學家、哲學家邵雍，儒術88”

    邵雍字堯夫，北宋著名理學家、數學家、詩人，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并稱北宋五子。

    少有志，喜刻苦讀書并游歷天下，并悟到“道在是矣“，而后師從李之才學《河圖》《洛書》與伏羲八卦，學有大成，并著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先天圖》《漁樵問對》《伊川擊壤集》《梅花詩》等。定居洛陽，以教授為生，移居洛陽天宮寺西天津橋南，自號安樂先生。出游時必坐一小車，由一人牽拉。宋仁宗嘉祐與宋神宗熙寧初，兩度被舉，均稱疾不赴。

    兩宋理學也就是所謂新儒學的產生，標志著中國儒學進入了一個新的復興階段。在理學的創立階段，邵雍和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并稱“北宋五子”，《宋史·道學一》的排列次序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也把邵雍同周、張、二程和司馬光并稱為道學的“六先生”。上述諸人都是理學的創始人，他們的學說在理學陣營中各具特色，各成學派。然而，諸人都以儒學為宗，為探討、發揮“六經”、“四書”之義理，以振興儒學為職志。

    同其他北宋四子相比，邵雍在文學尤其是詩歌領域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實績。然而長期以來，由于受傳統詩學觀的影響和對理學重道輕文觀念的偏見，詩論家對以邵雍《伊川擊壤集》為代表的理學詩的文學成就始終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

    但在南宋嚴羽的《滄浪詩話》中，以說理為主的“康節體”赫然與蘇黃王陳等宋詩諸大家相并列，充分地體現出其強烈的個性化色彩，這也是在文學批評史上第一次對邵雍詩歌進行的詩學化的身份確認，具有重大的認識價值。

    雖然《伊川擊壤集》不是宋詩中的正格，但他卻以自身的文學實績切實地參與了宋詩精神的創建，對于宋詩風貌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應該在文學史的書寫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