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承宗長于建軍,短于臨陣。他提拔了袁崇煥、祖大壽等一批將領,重構了關寧軍,恢復了軍隊士氣。
但他本人直接指揮的大型戰役不多,且其主導的柳河之役(1625年)以小敗告終,暴露了其戰術指揮并非頂尖。
反觀袁可立,他任登萊巡撫期間創建近代水師,打造了一支裝備紅夷大炮的登萊海軍,是明代海軍建設的里程碑。
支持毛文龍奇襲鎮江(今遼寧丹東),取得明末對后金罕見的戰術勝利,震動遼南,史稱鎮江大捷。
最重要的是其海上力量的存在,迫使后金始終擔心側翼,無法全力西進攻打關寧防線,這種牽制極其重要。
三是政治手腕與朝中影響力,孫承宗屬于頂級,袁可立則是中上。
孫承宗作為天啟、崇禎兩代帝師,門生故吏遍布朝野,政治根基深厚。
雖兩度被罷,但聲望無損,始終是朝廷在危難時的最后依仗。
而袁可立則是因屢次觸怒閹黨(如反對為魏忠賢建生祠)而被迫提前去職,政治生命較短,這么看是剛直有余,權謀不足。
四是遺產與歷史影響。
孫承宗的關寧錦防線成為大明抵御后金的戰略支柱,堅守了近二十年,奠定了明末遼東防御的基本盤。
而袁可立的‘以海制陸’的戰略嘗試和海軍建設,隨著他的去職而迅速衰落,毛文龍死后東江鎮崩潰,登萊水師也在孔有德叛亂中毀滅。
其遺產未能持久,成為曇花一現的奇策。
若是將明末遼東的防御比作一座大廈,那孫承宗是‘總建筑師’ ,繪制了藍圖,打下了地基,建起了主體結構(關寧防線)。
袁可立則是‘側翼加固大師’ ,負責建造了一個精巧而危險的附屬翼樓(海上牽制),一度極大分擔了主樓的承壓。
兩人能力高度互補,孫承宗的穩固防線為袁的海上冒險提供了后方基地,袁可立的積極牽制為孫的防線建設贏得了寶貴時間。
但是這里面有兩個重大問題,一個是時間節點,一個是當時的局勢,誰的方案更符合當時的局勢,或者說歷史的合理性。
必須將方案嵌入天啟年間(1621-1625年)那個特定的時間切面,同時考量明、后金、朝鮮、毛文龍及財政崩潰速度這五個維度的動態博弈。
這個時間節點就是崇禎登基之前。
天啟元年,沈陽、遼陽相繼失守,遼東經略袁應泰自殺,明軍野戰能力被證明無法與八旗正面抗衡。
第二,熊廷弼與王化貞經撫不和,廣寧之敗導致明軍徹底退出遼西走廊以東。
第三,毛文龍率百余人夜襲鎮江,創造鎮江大捷,在敵后開辟東江鎮,這是明軍唯一在戰術上取得主動權的方向。
第四,作為明朝藩屬,朝鮮是后金側翼的巨大隱患。
第五,遼餉加派已開始,大明財政雖然尚未透支到極限,但已經亮紅燈了。
綜合這五方面的核心矛盾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野戰打不過,國土守不住,唯一亮點在海上。
如果從這個結論來看,袁可立的方案更符合當時的局勢。
其次再來分析一下兩人方案對局勢的契合度,先說說說孫承宗,他的方案的核心邏輯是既然野戰打不過,就用防御工事、專業軍人來抵消八旗的機動優勢。
放棄錦州以外無法防守的據點,集中力量修筑寧遠—錦州防線,將后金騎兵堵在山海關外,這是以空間換時間;
用本地人組成職業化邊軍,解決客兵水土不服、士氣低落的問題,這是以遼人守遼土。
這種方案對局勢的契合度極高,也是唯一能阻止后金直接叩關的方案。
事實證明,關寧防線建成后,建奴五次入塞,四次被迫繞道蒙古,雖然對大明的破壞力極大,但至少建奴無法無法直接拔除大明的政治中心。
但有一個極大的缺陷,這個方案是純防御方案,它不能收復失地,不能消滅敵人,只能將明朝的死亡方式從京城淪陷的‘速死’變成財政枯竭的慢性死亡。
相比較孫承宗的方案,袁可立方案核心邏輯是:既然正面打不過,就在敵后開辟第二戰場,利用海權、內應牽制、削弱后金。
這套方案分為三步:一是建立登萊水師,裝備紅夷大炮,獲得渤海制海權。
后金無海軍,遼東沿海兩千公里海岸線處處是弱點。
二是扶持毛文龍,將東江鎮從流寇式游擊隊改造為正規軍,不斷騷擾遼南、遼東,迫使努爾哈赤分兵防守。
三是外交聯動,聯絡朝鮮,維持其對明朝的效忠,防止后金徹底解除側翼威脅。
這套方案對當時的局勢也是極高的,也是當時唯一在軍事上取得戰術勝利的方案。
鎮江大捷、復州之亂、金州之役,證明了后金并非不可戰勝。
但這套方案也有兩個極大的缺陷,第一個是需要朝廷撥付巨額軍餉東萊水師,以及登萊巡撫與毛文龍保持高度互信。
第二個則是建奴不會提前進攻朝鮮或者說拿下朝鮮。
袁可立在時,這兩個缺陷是不存在的,但當他去職后,繼任者與毛文龍矛盾激化,軍餉被克扣,水師廢弛,毛文龍死后東江鎮崩潰。
而建奴則是在天啟七年正月十三進渡鴨綠江,攻義州,耗時三個月后回撤,結果就是朝鮮與建奴結為兄弟之國,被迫與明疏遠、向后金納貢。
在崇禎登基之前,袁可立的方案顯然更合適當時的局勢。
很明顯的一點,防守方案再好,若是建奴從其他地方進來或者說聯合蒙古諸多勢力,從其他地方進攻大明,關寧防線建的再好又能如何?
倒是不如直接牽制,讓建奴無法全部動起來,更不敢從長城其他防線大規模進攻。
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大明還耗不過人口只有區區百余萬
最后,將時間線拉長到大明滅亡,很顯然,孫承宗的方案更適合大明。
崇禎十三年前,錦州、松山、杏山、塔山等這些位于防線北端的重鎮已經全部失陷。
崇禎十七年三月前,寧遠城任然在大明控制下,由吳三桂率領的關寧鐵騎余部駐守。
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禎自縊的消息傳到寧遠,吳三桂率部從寧遠撤至山海關。
山海關成為關外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明軍據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