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底的羊城，濕冷的北風卷著細雨，敲打著交易所的玻璃窗，噼啪作響。李宇軒立在街角，目光穿過朦朧的窗玻璃，落在那個熟悉的身影上——蔣銳元正扒著柜臺，面紅耳赤地揮舞著手中的股票單，與經紀人激烈地爭執(zhí)著，唾沫星子偶爾濺到玻璃上，暈開一小片模糊的水漬。

他低聲罵了一句，攥緊的拳頭指節(jié)發(fā)白。上半年股市暴跌，蔣銳元虧得險些當?shù)綦S身配槍，那時他曾信誓旦旦，保證“再也不碰這勞什子”。誰知僅僅過了三個月，行情稍見回暖，他便又一頭扎了進去，比先前更加癡迷。

更令人心寒的是，前些日子靠幾支走勢詭異的股票賺了些錢，這人立刻忘乎所以——終日領著在交易所結識的所謂“朋友”出入風月場所，揮金如土，儼然一副暴發(fā)戶的做派，將那幾十個眼巴巴等著軍餉的老兄弟全然拋在了腦后。

想起昨日去營房，看見士兵們還在啃食發(fā)霉的糙米，而蔣銳元卻在酒桌上炫耀那一席魚翅燕窩，他胸口便堵得發(fā)慌。

他不禁回想起半月前那次對話。那時他見蔣銳元沉溺交易所，忍不住問：“少東家，可還記得咱們來羊城所為何事？革命還革嗎？”

當時蔣銳元頭也不抬，眼睛盯著不斷跳動的行情報紙，嗤笑一聲：“革命？革什么命。革命能一天掙兩千塊嗎？真革了命，還怎么掙錢？”

那語氣里的輕蔑，像根細針，扎得李宇軒心頭刺痛。他猛地記起之前無意間翻看到的蔣瑞元日記，里面分明寫著：“銀價大落三日，金融機關盡在外人之手，國人實受壓榨，可嘆也。”字里行間，滿是對家國命運的憂慮，對列強經濟掠奪的憤懣。

“如今倒好，”他嘴角扯出一絲苦澀的笑，“股票漲了，革命的熱情便淡了，股票跌了，就對著日記本寫下‘可嘆也’，那革命熱情反倒高漲起來。這算什么？是把革命當作股市失意時的慰藉了么？”

他想起初識時的蔣瑞元，想起在上海為陳奇美守靈時，他眼眶通紅地發(fā)誓“革命不為掙錢，只為對得起天地良心”。可如今……

“時間，當真能改變一個人。”李宇軒望著交易所里那個手舞足蹈的身影，心頭像是被浸了水的棉絮填滿，又悶又重。許是這亂世過于磋磨，許是金錢的誘惑太過熾烈，那個曾眼里有光的青年，終究還是在股海的浮沉中，迷失了來路。

正出神間，蔣銳元興沖沖地從交易所里跑出來，手里捏著幾張簇新的銀票，周身還帶著未散的酒氣：“景行！景行！你猜我這次掙了多少？二十萬！整整二十萬吶！”

他把銀票拍在李宇軒面前，臉上是掩不住的得意：“夠裝備一個營了吧？我早說過這買賣能成！等我再賺上一筆，咱們就自已招兵買馬，何必再看陳炯名那老小子的臉色！”

看著他那醉意醺然、志得意滿的模樣，李宇軒心頭的火氣驟然熄了，只剩下深深的疲憊。他含糊地應和著，聽蔣銳元唾沫橫飛地講述所謂的“操盤心得”，說什么“要用股市賺來的錢資助革命”，要“讓洋人看看，華夏人也能玩轉金融”。

待蔣銳元說得口干舌燥，李宇軒才緩緩開口，聲音平靜得如同結了冰的湖面：“少東家，我打算去德國一趟。”

蔣銳元數(shù)著銀票的手猛地一頓，醉意醒了大半：“怎么了景行？出什么事了？”

李宇軒垂下眼瞼，掩去眸中復雜的情緒：“回少東家，我在德國的恩師去世了。就是當年在柏林軍校教我炮兵戰(zhàn)術的施耐德教授。我想去送他最后一程。”

這理由是他方才在街角臨時編造的。施耐德教授確是他的恩師，但上月收到的信里還說老先生身體硬朗，何來突然去世？他只是想離開，逃離這令人窒息的股海喧囂，逃離這個變得越來越陌生的“少東家”。

蔣銳元愣了片刻，看著李宇軒緊繃的側臉，先前那股興奮勁兒霎時消散無蹤。他心知李宇軒這些日子心里不痛快，也明白自已這半年來的行徑確實不堪。沉默半晌，他抬手拍了拍李宇軒的肩膀：“行，景行。路上小心，早去早回。”

沒有追問，沒有強留，語氣里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歉疚。

“是，少東家。”李宇軒躬身應道，隨即轉身離去，未曾回頭。

回到住處收拾行裝時，他的目光落在墻上那張泛黃的世界地圖上，手指無意識地劃過德國所在的位置。其實他也不知此去德國能做些什么，或許只是想回到一個更純粹的地方——當年在柏林軍校，每日所思無非是如何將炮打得更準，隊列站得更齊，無需琢磨人心叵測，亦不用眼見兄弟在金錢欲望中沉淪。

收拾到一半，他從箱底翻出一個褪了色的筆記本，里面夾著一張照片——是六年前在紐約某家咖啡館，他與羅斯福的合影。照片上的羅斯福身姿挺拔，笑容意氣風發(fā)，而他自已，眼中還帶著剛從三湘出來時的青澀。

“不知他現(xiàn)在如何了。”李宇軒輕輕摩挲著照片邊緣，忽然想起羅斯福曾說過的話：“你屬于更廣闊的世界。”當時只當是尋常客套，如今想來，或許真該去看看那片更廣闊的天地，看看別人在這紛亂世道中，是如何守住本心的。

他將筆記本塞進行囊，又放入一本《德國陸軍操典》，那是施耐德教授贈他的禮物，扉頁上寫著“為祖國而戰(zhàn)，而非為權力”。這句話，他曾在蔣銳元面前念過，那時對方還笑著贊道“此言甚善”。

次日清晨，天光未亮，李宇軒便提著行李到了碼頭。蔣銳元沒有來送行，只派副官送來一個信封和五千塊大洋，信上面只有寥寥數(shù)字：“路上保重，等你回來。”

李宇軒將大洋收好，字條仔細折起，夾進筆記本里。他明白，蔣銳元并非全無心肝，只是拉不下臉面。或許待他歸來，這人已從股海中抽身，又或許……

輪船拉響汽笛，緩緩駛離碼頭。羊城的輪廓在視野中漸漸模糊，縮成灰蒙蒙的一團。李宇軒獨立甲板，任憑凜冽的海風灌入衣領。海面霧氣彌漫，前路茫茫，他心頭卻莫名一輕。

或許離開并非逃避，只是想尋一處清凈，重新厘清自已該走的路。

他想起溪口那個年方六歲的兒子，上次來信說已會背誦《三字經》，還整日纏著奶奶要“打壞蛋的槍”。嘴角不禁浮起一絲笑意——無論少東家變成何等模樣，無論這世道如何不堪，總有些人與事，是值得拼力守護的。

輪船破開晨霧，向著遙遠的歐洲駛去。李宇軒望著船舷旁翻滾的白色浪花，心中默念：“待我歸來，總需做些真正值得的事情。”

他隱隱覺得，這世上總有些東西，比那紅綠跳動的數(shù)字更為緊要——比如兄弟情義，比如最初的本心，比如那些鐫刻在骨血里的，關于革命與家國的樸素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