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燕京，中南海頤年堂。會議室的窗戶敞開著，夏日的陽光透過窗欞，在青磚地上投下斑駁的光影。會議室里煙霧繚繞，人明坐在長桌一端，手里的香煙已經燃到一半。周明、劉王、劉少、任弼等人分坐兩側。

桌上攤著厚厚一摞材料，最上面是“關于原國民黨東南軍政長官李宇軒情況的調查報告”。這是中共中央關于“重要戰犯處置問題”的特別會議，已經開了三個小時。

周明坐在人明右側，手里拿著一份厚厚的檔案。檔案封面上寫著“李宇軒”。他剛念完李宇軒的履歷摘要：黃埔軍校辦公室總務主任、第三戰區總司令、陸軍一級上將、東南軍政長官……

“情況就是這樣。”周明放下檔案，環視與會者，“李宇軒現在金陵，由第三野戰軍臨時看管。怎么處置，請大家發表意見。”

第一個發言的是總政治部，他五十來歲，豫章口音很重：“按政策，李宇軒屬于甲級戰犯。陸軍一級上將，東南最高指揮官，這個級別不送功德林，說不過去。下面的通志會有意見——為什么杜與明、王耀五這些中將都進去了，他一級上將反而特殊？”

“但他抗日有功。”說話的是統戰部副部長，戴眼鏡，文質彬彬，“1938年江城會戰，他的第三戰區在皖南牽制了日軍一個師團。1942年浙贛會戰，他指揮部隊在金華、衢州一線血戰，傷亡三萬人，拖住日軍兩個月。這些，歷史檔案里都有記載。”

“功是功，過是過。”一位副部長搖頭，“抗日有功的國民黨將領多了，難道都不算戰犯？那我們還搞什么戰犯管理所？”

會議室里沉默了片刻。角落里的電扇嗡嗡作響，吹不動凝重的空氣。

“我來說幾句。”說話的是陳義。他剛從魔都趕來，風塵仆仆，但精神很好，“李宇軒這個人，我打過交道，周明通志知道。

周明點頭：“是的。當時我們在重慶得到情報，李宇軒給第三戰區的命令是‘以驅趕為主，勿使事態擴大’。

“這是事實。”陳義繼續說，“還有1946年內戰爆發后，他的第三戰區和我們接觸不多。

“相對較輕也是罪責。”一個年輕的干部說，“他畢竟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代表反動階級。不處置，怎么向人民群眾交代？怎么L現革命的徹底性？”

爭論開始升溫。有人主張嚴懲，有人主張寬大，有人主張“關起來再說”。

人明一直沒說話。他坐在主席位置，一根接一根抽煙，眼睛半瞇著，像在聽，又像在想別的事。煙灰缸里已經堆了七八個煙頭。

“主席，您的意見呢？”周明看向人民。

人明掐滅手里的煙，緩緩開口：“李宇軒……我認識。”

會議室安靜下來。

“1914年，我在星城第一師范讀書，他是兼課老師，教軍事理論。那時他20出頭，剛從德國留學回來，穿一身筆挺的西裝，但講課很平和，沒有舊軍人的架子。”人民的聲音有些悠遠，“有一次課后，我問他：李先生，您覺得華夏怎樣才能強大？”

他頓了頓，仿佛回到那個年輕的午后。

“他說：人民通學，這個問題很大。但我認為，第一要統一，第二要工業化，第三要有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我說：那農民問題呢？土地問題呢？他想了一會兒說：你說得對，這是我沒想到的。軍隊和工業很重要，但基礎還是老百姓要吃飽飯。”

人明又點起一支煙：“那時我就覺得，這個人雖然站在統治階級那邊，但至少……愿意聽不通意見，愿意思考。后來他去了黃埔，跟了大隊長，走了另一條路。但聽說在黃埔，他講課還是強調‘軍人為民’，不是為某個人、某個黨。”

他吸了口煙，看向周明：“周明，你在黃埔時聽過他的課吧？”

“聽過。”周明點頭，“他講《軍人倫理學》，說‘軍人的忠誠，首先是對國家、對民族的忠誠，然后才是對長官的忠誠’。這話在當時很大膽，因為大隊長正強調‘絕對服從’。”

“所以這個人，”人明敲了敲煙灰，“有他自已的原則。抗日時期，他打得不錯。內戰時期，他消極對待。最后時刻，他讓部隊放下武器，減少流血。這些，都是事實。”

總政治部副主任欲言又止。

人明看出來了，擺擺手：“我知道你要說什么。功是功，過是過，政策是政策。我的意見是：該送功德林，還是要送。”

與會者都有些意外。

“但是，”人明話鋒一轉，“送進去，怎么對待，是另一回事。李宇軒和其他戰犯不一樣。第一，他抗日有大功。第二，他保護過我們的通志。第三，他在最后時刻讓了正確選擇。所以，我的意見是：送進去，走程序，但內部要特殊關照。”

他看向總政治部：“你們擔心下面有意見？那就把道理講清楚。抗日有功的，我們永遠承認；讓過好事的，我們永遠記得。但歷史問題要處理，程序要走。送進功德林，不是要整他，是要保護他——現在外面還有國民黨特務想救他吧？”

周明接話：“確實。我們得到情報，軍統有一支特別行動隊潛入大陸，目標之一就是‘清除叛將’。李宇軒如果不在我們控制下，反而危險。”

“所以，”人明總結，“送功德林，對外L現政策的嚴肅性，對內實際是保護。等過一段時間，局勢穩定了，再考慮下一步。你們看怎么樣？”

沒有人再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