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有節(jié)奏上的批評,但《景行志》在人物塑造上獲得的贊譽是壓倒性的。最大的突破在于,它沒有回避李宇軒身上最核心的矛盾。
劇中用了大量篇幅刻畫他對少東家那種夾雜著知遇之恩、主仆之誼、政治認同和個人忠誠的復(fù)雜情感。一場關(guān)鍵戲在1936年西安事變后:少東家回到金陵,召見李宇軒。書房里,少東家背對鏡頭,聲音疲憊:“景行,所有人都可能背叛我,你不會,對嗎?”李宇軒站立良久,回答:“少東家,宇軒此生,不負國家,不負袍澤,亦不負少東家知遇?!边@句話的每個字都重若千鈞,背后是即將到來的巨大歷史考驗。
而對這“不負國家”與“不負少東家”之間可能出現(xiàn)的沖突,劇集也沒有簡化。解放戰(zhàn)爭初期,作為東南最高長官,李宇軒多次接到“清剿”命令。劇中展現(xiàn)了他如何運用拖延、虛報、甚至故意泄露情報等方式,避免與解放軍主力決戰(zhàn),同時又要應(yīng)付金陵方面的催逼和同僚的猜疑。一場與心腹將領(lǐng)的深夜對話點明了他的困境:“這仗不能再打了,國人打國人,親者痛,仇者快。但少東家于我有恩,我不能公然抗命……兩難啊?!?/p>
這種“兩難”貫穿了他1949年前的抉擇。劇集同樣沒有回避他作為國民黨高級將領(lǐng)的歷史責任,但將其置于更廣闊的人性視角下:一個試圖在歷史夾縫中保全更多生命、減少破壞的舊式軍人。他下令釋放政治犯、暗中傳遞情報、最終在解放軍兵臨城下時放下武器,這些行為既有愛國情懷,也有人道主義考量,同時也有保全部下和百姓的現(xiàn)實算計。角色因而擺脫了非黑即白的臉譜,成為一個在時代巨變中努力把握方向、卻常感無力的悲劇性人物。
群像塑造是另一大亮點。國共兩黨人物不再是背景板或?qū)α⒚?,而是有著各自立場、性格和情感的個體。那位與李宇軒在山城談判期間的一次非正式會面,拍得頗有韻味:兩人回憶起星城第一師范的往事,他稱“李老當年一堂課,讓我想了半個月”,李則感嘆“你當年的問題,如今看來,都是關(guān)乎華夏命運的大問題”。沒有劍拔弩張,只有歷經(jīng)滄桑后的互相審視與隱含的尊重。
秋天與李宇軒的幾次互動,則突出了超越黨派的情誼與默契。一場戲是抗戰(zhàn)期間,秋天作為中共代表到第三戰(zhàn)區(qū)協(xié)調(diào)作戰(zhàn),李宇軒私下對他說:“秋天,你們在敵后的仗,打得苦。我這里有些多余的藥品和電臺零件,你設(shè)法帶回去。”秋天握住他的手:“景行兄,這份情,我黨記下了?!焙喍虒υ?,勝過千言萬語。
最動人的群像戲之一,是在功德林。李宇軒并非孤身一人,他與同樣在此改造的杜與明、黃偉、王耀五等昔日學生、同僚,形成了特殊的小社會。他們有爭論,有回憶,有對過往的反思,也有對華夏的觀察。一場戲是眾人收聽國慶廣播,杜與明長嘆:“主任,若當年……”李宇軒擺擺手,指著窗外正在操場上打球的管理人員年輕面孔:“沒有若當年??纯此麄?,華夏總歸是在往前走了?!边@些黃埔系將領(lǐng)之間的互動,充滿了歷史沉淀下來的復(fù)雜情感,有惋惜,有釋然,也有對新生的微弱期盼。
劇集熱播到中期,一個有趣的討論在網(wǎng)絡(luò)上興起:為何《景行志》沒有采用那些更富戲劇性、甚至帶點“野史”色彩的歷史細節(jié)?
話題由豆瓣小組一個帖子引爆。ID“近代史考據(jù)控”發(fā)問:“有沒有人發(fā)現(xiàn)!劇里居然沒拍李宇軒在維也納和二戰(zhàn)頭子同桌喝咖啡、以及北伐時跟隆美爾飆車的橋段?還有他早年跟著他少東家闖天下,張口找少東家要軍費的名場面也刪了!這么帶感的歷史細節(jié)為啥不拍???”
帖子迅速成為熱帖。很多人附和,并搬出《李宇軒日記》中的記載作為證據(jù)。
ID“黃埔舊事檔案館”貼出日記影印件截圖:“‘與隆美爾試乘新車,其人狂放,車速駭人,余竟暈車半日’——這是1928年二次北伐攻占濟南后,李宇軒日記里的話。隆美爾當時作為德國軍事顧問在華,兩人因都對裝甲戰(zhàn)術(shù)感興趣而有交集。這段要是拍出來多有意思!”
ID“宇軒學研究組”更是指出:“找他少東家要錢那段更絕。1926年第一次北伐后,李宇軒想創(chuàng)造第五軍德械軍,更新德式裝備,預(yù)算巨大。他直接去找當時已是金陵老大的少東家,日記寫‘少東家面有難色,沉吟良久,終批條曰:景行辦事,我信得過。然國庫空虛,此款需從余之特別費中支取。’這既見少東家對他的信任,也見當時國民政府財政之窘。生動的歷史切片??!”
一時間,“求拍番外!”的呼聲四起。但也有不少觀眾和學者持不同看法。
歷史學者趙明遠(劇中擔任歷史顧問)在接受采訪時解釋了創(chuàng)作團隊的考量:“我們掌握的資料里,確實有這些記載。但電視劇的篇幅有限,必須做出選擇。李宇軒與二戰(zhàn)頭子在維也納的會面,根據(jù)現(xiàn)有材料,很可能只是一次意外,并無深交。與隆美爾的交往,也僅限于軍事技術(shù)層面的交流。在有限的篇幅里,我們需要聚焦于更能體現(xiàn)他一生主線——即軍事教育、抗日作戰(zhàn)、歷史抉擇——的內(nèi)容。那些更‘戲劇化’的碎片,雖然有趣,但若過度渲染,容易模糊焦點,甚至讓觀眾產(chǎn)生‘獵奇’大于‘思辨’的觀感。這不是紀錄片,是歷史正劇,需要敘事上的聚焦和主題上的純粹。”
導(dǎo)演周正平補充得更直白:“我們拍的不是‘李宇軒將軍的奇遇記’,而是‘李宇軒將軍與他的時代’。所有細節(jié)的取舍,都要服務(wù)于塑造這個人物在歷史中的位置和作用。他和二戰(zhàn)頭子相交,和隆美爾飆車,這些事對他的人生走向、思想形成有決定性影響嗎?沒有。那它們就只能是背景花絮。而他要軍費整軍,反映的是他建設(shè)現(xiàn)代國防的努力和當時國家的困境,這與主線相關(guān),所以我們通過其他方式(如會議爭論、文件批示)體現(xiàn)了,但沒有采用日記里那種更私人化的場景。這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選擇,也是對歷史的一種負責任的態(tài)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