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軒聽著沉默下來，吸了口煙，看著煙霧在燈籠的光柱里扭曲升騰，慢慢散開。
“少東家，”他再開口時，聲音平靜了許多，“有些習慣，跟了一輩子，改不掉，也不想改。抽煙是，別的……也是。”
他頓了頓，抬起眼，目光清亮，毫無回避地看著大隊長：“我是您的人，從溪口跟著您，到現在。我的習慣，我的毛病，我的分寸在哪里，您最清楚。他有他的路，我有我的。路不同，法子自然不一樣。”
大隊長最終什么也沒說，轉過身，背著手，繼續沿著來路往回走。腳步比剛才沉了些。
李宇軒掐滅了還剩半截的煙，跟上去。兩人之間隔了兩步距離，沉默在蔓延，只有腳步聲和蟲鳴。
走到剛才談論“青梅煮酒”的那段小徑，大隊長忽然又停下，沒回頭，聲音飄過來：
“景行。”
“在。”
“談判的事，你多費心。底線……我心里有數。但場面上的文章，要做得好看。”他停頓了很久，久到李宇軒以為他說完了，他才又低聲補了一句，像嘆息，“煙……少抽點。身體要緊。”
說完，他加快步伐，朝著官邸主樓明亮的燈火走去，不再回頭。
李宇軒站在原處，看著他被燈光拉長的背影逐漸融入更亮的光暈中，最終消失在門廊里。
他又站了一會兒，才慢慢從煙盒里磕出最后一支煙。點燃，吸了一口，卻覺得今晚的煙，味道有些發苦。
幾天后，1945年9月8日，金陵。飛機在明故宮機場降落時，已是午后。秋天的金陵，天空是一種被戰火熏染過又勉強洗凈的、帶著灰白的淡藍。跑道旁荒草蔓生，遠處可見斷壁殘垣，那是三十七年冬那場慘絕人寰的屠殺留下的、尚未完全平復的傷疤。
李宇軒走下舷梯，軍靴踏在水泥地面上，聲音沉悶。他摘下墨鏡，瞇眼望著這座故都。風里似乎還帶著隱約的血腥味和焦土氣，那是時間也無法徹底抹去的記憶。八年了，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那個寒冷的冬天，國民政府西遷，他隨少東家離開金陵，至今已整整八年。
“景公，車備好了。”何應清走到他身側，同樣一身筆挺軍裝，胸前勛章累累，但面色凝重，并無多少勝利的喜悅。
兩人坐進黑色轎車，車隊駛向城內。街道兩旁，有市民自發聚集，揮舞著簡陋的紙旗，喊著歡迎和勝利的口號。但更多的，是沉默的目光，是尚未修復的店鋪，是墻上殘留的彈孔，是那些空蕩蕩的、曾經住著一家老小如今只剩孤寡老人的門庭。
李宇軒看著窗外，一言不發。他的手一直放在膝上，指尖無意識地摩挲著軍褲的布料。何應清看了他幾眼，欲言又止，最終也只是嘆了口氣，望向另一側窗外。
他們下榻的地方是原外交部公館，還算完好。簡單安頓后，兩人便驅車前往明日受降儀式的場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
禮堂已經過緊急修繕，但仍能看出戰時的痕跡。巨大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已經懸掛在穹頂之下，紅藍白三色在從高窗射入的夕陽余暉中，顯出一種肅穆到近乎沉重的莊嚴。受降臺設在前方，鋪著嶄新卻質地粗糙的白布——戰時物資匱乏，這已是能找到的最好布料。臺下，盟軍代表和新聞記者的座位已經擺好，空曠的禮堂里，只有幾個工人在做最后的清掃，腳步聲帶著回音。
李宇軒走到受降臺后，站在那里，望著臺下空蕩蕩的座椅。明天，這里將坐滿人，鎂光燈會閃爍，歷史會定格。而他將站在——不，按照安排，他將坐在這里，接受那個人的投降。
岡村寧次。
這個名字在他齒間無聲碾過，帶著鐵銹般的血腥味。
“景公，”何應清的聲音在身側響起，帶著公務性的平穩，“明日流程再確認一次：上午九時，盟國代表及記者入場。九時三十分，我方軍政人員入場。九時四十五分，日軍投降代表由憲兵引導入場。十時整，儀式開始。您坐主位，我坐您左側，其他將領依次排開。岡村寧次呈遞投降書時，按例您應起身接過，檢視后簽字，再交還一份予他。隨后您需簡短訓話，儀式便告完成。”
李宇軒沒有回頭，只是問：“按例？哪里的例？”
何應清頓了頓：“參考盟軍在其他戰區的受降儀式，以及……國際慣例。”
“國際慣例。”李宇軒重復了一遍，聲音里聽不出情緒，“應清，你記得三十七年十二月，金陵有什么‘國際慣例’嗎？”
何應清沉默了。禮堂里只有遠處工人挪動椅子的吱呀聲。
何應清沉默了。禮堂里只有遠處工人挪動椅子的吱呀聲。
良久，何應清才低聲道：“景公，我明白你心中感受。舉國上下，誰不恨？誰不想食其肉、寢其皮？但明日，世界矚目。我們代表的是戰勝的華夏，是四萬萬同胞的尊嚴。儀式，必須莊重，必須……符合一個勝利大國應有的氣度。”他頓了頓，聲音更沉，“大隊長再三囑咐，此役關乎國體，不容有失。”
“少東家……”李宇軒終于轉過身，臉上沒什么表情，只有眼底深處一點冰冷的火星，“他在山城，自然可以講氣度，講國體。應清，你和我，是親眼見過金陵城破后那些照片和報告的人。”
何應清避開他的目光，看向那面巨大的國旗：“正因見過，明日才更要挺直脊梁。景公，個人之恨，家國之仇，我們都記著。但明日，你我不是李宇軒和何應清，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是代表這個國家接受侵略者無條件投降的人。一舉一動，皆為史筆所記。”
李宇軒沒再說話。他重新將目光投向受降臺，想象著明天那個人會從哪里走上來，會以怎樣的姿態，將那紙投降書遞到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