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更走到門口，又回過頭：“老師，保重身體。有些事情……需要時間。但我們都會盡力。”

學生們走了，小院又安靜下來。李宇軒翻開《論持久戰》，看到扉頁上有鋼筆字：“李宇軒先生教正 人明 1949年6月”。

他撫摸著那行字，良久無言。

時間飛逝，很快來到了。7月10日，夏日的午后，蟬鳴聒噪。李宇軒坐在房間窗前的藤椅上看書，是一本俄文版的《戰爭論》——林虎三上次探視時送來的。他讀得很慢，時不時要查字典。這讓他想起年輕時在德國軍校啃德文教材的日子。

敲門聲響起，不輕不重，三下。

“進。”

門推開，進來的是管理所所長劉廣志，后面跟著兩個戰士，抬著一個木箱。

“景公。”劉廣志臉上帶著一種混合著恭敬和神秘的表情。

李宇軒放下書：“來了，怎么了？”

劉廣志讓戰士把箱子放下，揮手讓他們出去，然后關上門。他搓著手，像是要宣布什么大事：“之前您不是說想看電影嗎？這事兒，上面幾位首長都記著呢。”

李宇軒一愣。他兩個星期前確實隨口提過一句，說在功德林閑著也是閑著，要是有電影看看就好了。當時只是隨口一說，沒想到……

“這是上面專門從美國和蘇聯采購來的設備。”劉廣志打開木箱，里面是一臺16毫米電影放映機，還有幾十個圓形的鐵皮膠片盒，“還有這些膠片，有《Tom and Jerry》——美國卡通片，挺逗的。有《哀樂中年》，國產片。還有蘇聯的《橋》，講反法西斯戰爭的。哦對了，還有幾部蘇聯軍事教學片。”

李宇軒站起身，走到箱子前，伸手摸了摸冰涼的放映機金屬外殼。機器保養得很好，漆面光亮，顯然是新的。

“弄這么多干什么？”他搖搖頭，聲音里有些無奈，“我就一個老頭子，都快入土了。何必這么費周章？”

“話不能這么說，”劉廣志認真地說，“這是上面幾位知道您想看電影，專門為您從國外弄過來的。陳更將軍親自去外貿部批的外匯，林虎三將軍聯系蘇聯大使館弄的蘇聯片，徐向錢將軍還特意囑咐，要弄些輕松的片子，說您太嚴肅，該放松放松。”

李宇軒沉默了。他走到窗邊，看著院子里正在菜地鋤草的杜與明和王耀五。兩人干得認真，汗濕了后背。

“行吧，”他最終說，“替我謝謝他們。”

“還有，”劉廣志從公文包里拿出一個包裹，用油紙包得嚴嚴實實，“海外有人專門為您寄了些東西。經過層層檢查，安全。”

“誰呀？”

“好像叫賽珍珠。美國作家，得過諾貝爾獎那個。”

李宇軒的眼睛亮了一下，隨即又恢復平靜：“哦，看看。”

劉廣志小心地拆開包裹。最上面是一本精裝書，深藍色封面燙金英文：《The Good Earth》。翻開扉頁，一行娟秀的英文題字：

“To General Li Yuxuan, whose respect for culture I shall always cherish. Pearl S. Buck, June 1949.”

題字下面，還有一行毛筆寫的小字：“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賽珍珠敬贈。”

第二件是一枚徽章，一枚復刻的諾貝爾文學獎章，裝在精致的絲絨盒子里，附著一張卡片，印著瑞典學院的授獎詞英文原文。

第三件是食物：兩壇鎮江香醋，用泥封著壇口；還有一包肴肉，真空封裝，上面貼著“鎮江特產”的標簽。

最后是一封信，信封是淡黃色的西洋紙，用毛筆寫著“李宇軒將軍親啟”。

李宇軒先拿起那本《大地》，摩挲著封面。這本書他聽說過，但沒讀過。一個美國女人寫華夏農民的故事，還得了諾貝爾獎，當年在國內外都引起過轟動。

“她有心了，”他輕聲說，“當年我不過是派人出席了頒獎典禮，居然記到現在。”

劉廣志好奇地問：“景公和這位賽珍珠女士有交情？”

“算是有過一面之緣吧。”李宇軒坐下，慢慢拆開信，“1937年末，她在國外，我在金陵。她托人帶信，說想見我，談談華夏抗戰。我當時忙得腳不沾地，但還是抽空見了。后來她回美國，到處演講為華夏抗戰募捐。1938年她得諾貝爾獎，我動用關系派官方人員去斯德哥爾摩觀禮，算是國民政府對她支持華夏抗戰的感謝。”

他展開信紙，賽珍珠的中文寫得不錯，雖然有些地方用詞稍顯生硬，但意思表達得很清楚：

宇軒先生：

展信安！

瑞典的頒獎禮落幕已有多年，當年得知你特意派人前來觀禮，我站在領獎臺上時，心中滿是暖意與感激。這份來自華夏友人的認可，比獎項本身更讓我動容——畢竟我的文字，始終在為我眷戀半生的華夏土地與人民而寫。

隨信寄去幾樣小物，聊表心意。一本簽贈的《大地》，書中王龍一家的故事，藏著我在安徽、金陵看到的華夏農民的堅韌。那瓶鎮江香醋和肴肉，是我兒時跟著王媽常吃的味道，如今寄給你，也算讓你嘗嘗我記憶里的華夏滋味。還有那版《四海之內皆兄弟》，翻譯時我總想讓西方讀懂華夏英雄的豪情，雖曾引來爭議，卻也是我的一份文化心意。

盼你一切安好，也盼華夏早日迎來安寧。若日后有機緣，很想再回到鎮江的老宅，和友人共話筆墨。

賽珍珠

1949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