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的銀杏葉黃了又落，李宇軒和蔣銳元從日本回到這里，已經近兩年。時間過得像學堂門前的流水，悄無聲息卻從不停歇，轉眼就到了1908年的夏天。

這兩年里，他們在清華學校接受了系統的軍事訓練，從隊列操練到武器拆解，從沙盤推演到野外拉練，吃了不少苦頭，也確實長了本事。蔣銳元曬黑了不少，身上多了股軍人的硬朗氣，不再是當年溪口那個只會爬樹掏鳥窩的野小子，李宇軒則靠著“死記硬背”的本事，把日本陸軍的操典背得滾瓜爛熟，甚至能指出教官演示中的細微錯誤，讓不少日本學生刮目相看。

回到保定，學堂里的氣氛明顯不一樣了。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駕崩的消息像塊巨石投入死水，學生們私下里議論紛紛，有人說“朝廷要變天了”，有人擔心“新軍會被重新洗牌”，空氣中彌漫著一種山雨欲來的躁動。

這天下午，兩人在操場邊的銀杏樹下坐著，看著低年級的學生踢正步。蔣銳元突然開口，語氣帶著點不舍：“宇軒啊，我準備再去日本了。清華學校的教官說，我可以保送進振武學校深造，那邊能學到更高級的指揮戰術。”

李宇軒并不意外。蔣銳元在振武學校的成績一直不錯，尤其是騎兵科，在同期學生里名列前茅，被保送也在情理之中。他笑了笑：“那挺好，士官學校出來，將來前途無量。”

“你呢？”蔣銳元轉頭看他，“學堂沒給你安排嗎？”

李宇軒從懷里掏出一張通知，遞給蔣銳元：“少東家，我被派往德國留學。學堂說，德國陸軍是歐洲最強的，讓我去學他們的參謀業務和重武器戰術。”

“德國？”蔣銳元眼睛一亮，接過通知仔細看著，“可以呀，宇軒！德國的克虜伯大炮、毛瑟槍，都是好東西！能去那邊學本事，比在日本強多了！”

他嘴上替李宇軒高興，語氣里卻難免有些失落：“唉，可惜你不能陪我了。在日本那兩年，有你在身邊，我總覺得踏實。”

李宇軒拍了拍他的肩膀：“沒事，少東家。我在德國好好學，你在日本也抓緊時間，等我留學回來，一樣可以幫你。將來真要是帶兵打仗，你懂騎兵，我懂參謀，咱倆配合，肯定所向披靡。”

蔣銳元被他說得笑了起來，用力點頭：“那就這樣說定了！你可得早點回來，別在德國待太久，我怕等你回來，我都當上將軍了。”

“那我可得抓緊，不然回來還得給你敬禮。”李宇軒打趣道。

兩人相視而笑，笑聲里帶著少年人的意氣風發，暫時沖淡了離別的傷感。他們都知道，這次分別不是結束，而是為了將來能更好地并肩作戰——在這個風雨飄搖的年代，只有掌握更強大的力量，才能在亂世中站穩腳跟。

接下來的幾天，兩人都在忙著準備行裝。蔣銳元的行李很簡單，幾件換洗衣物，一本翻爛的《步炮協同》，還有顧清濂先生給的那個刻著“明”字的木牌。他特意去照相館拍了張軍裝照，說要留給毛服梅和王才玉。

李宇軒則把在日本收集的資料整理了滿滿一箱，有日軍的演習報告、武器參數表，還有他偷偷抄錄的日本陸軍省的布防草圖。他還托人買了本德語詞典，正抱著啃得津津有味，雖然那些彎彎曲曲的字母看著比日文還頭疼。

出發前一晚，兩人在宿舍里喝了點酒。沒有多余的話，只是一杯接一杯地碰杯，仿佛要把這幾年的情誼都融進酒里。

“到了日本，別總跟人打架。”李宇軒叮囑道，“少東家，上次你跟日本學生爭‘甲午戰爭誰對誰錯’，差點動了手，忘了？”

蔣銳元撓撓頭：“知道了。那你到了德國，也別總悶頭看書，多出去走走，聽說柏林的軍械展很有名，多拍點照片回來。”

“放心吧。”

第二天清晨，學堂門口停著兩輛馬車，一輛去天津港，乘海船赴日本，一輛去上海，轉乘郵輪前往德國。

“一路保重。”蔣銳元翻身上馬，回頭對李宇軒揮手。

“你也保重。”李宇軒站在馬車旁，目送他遠去。

馬蹄聲漸遠，蔣銳元的身影消失在街角。李宇軒深吸一口氣，登上了前往魔都的馬車。

車輪滾滾，載著他駛向不同的方向。車窗外，保定的街景緩緩后退，學堂的銀杏樹葉被風吹得沙沙作響，像在為這對少年人送行。

李宇軒靠在車窗上，望著遠方。他知道，日本和德國，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軍事體系——日本學西方卻保留著武士道的狠勁，德國則以嚴謹的參謀制度和強大的工業為根基。去德國留學，或許比去日本更能學到“強國之術”，但也意味著他將離這片熟悉的土地更遠，離那些即將到來的風暴更遠。

這回我可真要在德國孤軍奮戰了。他在心里默念，嘴角卻忍不住揚起。不管怎么說，能去看看那個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看看真正的歐洲強軍是怎么運作的，總歸是件值得期待的事。

馬車駛出保定城，駛上通往上海的官道。前路漫漫，隔著萬水千山，但李宇軒的心里卻很踏實。他知道，自已和校長就像兩顆被風吹向不同方向的種子，暫時分開，是為了將來能在更廣闊的土地上扎根、生長，最終長成能為這片苦難的遮地遮風擋雨的大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