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憩廬。

    常凱申親自往茶杯里沖水，剛滿未滿之際，戴笠連忙伸出雙手去捧。

    放下水壺，常凱申問道：“周明誠真的說他跟羅斯福是朋友，還和英國王子一起合伙開藥廠？”

    “確實如此，”戴笠解釋說，“美國總統羅斯福，以前給洪門的司徒美堂做過好幾年法律顧問。周明誠又是美國洪門的坐館大爺，應該是通過這層關系認識羅斯福的。我還派人去香港問了司徒俊蔥，據司徒俊蔥說，周赫煊參加過羅斯福的家宴，似乎還給羅斯福出過什么主意。”

    常凱申點頭道：“這倒也說得通。”

    “委座，你看雜志的事情……”戴笠小心問道。

    “那本雜志就讓他辦下去吧，強行停刊的影響也不太好。對日本人，不能一味的慣著，《非攻》只要文章別太激進，那放任自流即可，”常凱申想了想說，“至于引起美國步槍生產線就不必了，我已經派人去了德國，希特勒愿意跟中國展開合作，直接買毛瑟步槍的圖紙更劃算。”

    戴笠笑著拍馬屁：“委座英明。”

    常凱申又說道：“不過磺胺藥品必須增加進口量，你讓周明誠保證每年300萬的份額，價錢方面都好說。”

    “他會答應的。”戴笠歡喜道。

    磺胺生意的巨額利潤，自然不可能讓戴笠一個人拿。至少得找杜月笙合作，才能更加方便的進貨和出貨，而常凱申這邊也是要分一些的。

    每年價值300萬元的磺胺，戴笠這些人可以賣出2000萬元，甚至是更高的價錢，誰讓這玩意兒太稀罕呢。

    當然，隨著倫敦藥廠擴大生產規模，磺胺在中國市場肯定越來越常見，到那個時候就不能往死里賣高價了。但至少在這一兩年之內，戴笠等人都會因此發大財。

    離開憩廬以后，戴笠立即給周赫煊拍電報，把常凱申的意思說明。

    周赫煊的回復是：每年300萬元的出貨量完全可以，但藥價必須提高兩成，而且今年只能提供50萬元的藥品，因為歐洲那邊已經賣斷貨了。

    戴笠連忙跑去找常凱申，常凱申的批示只有一個字：可！

    周赫煊長舒一口氣，這幾條狗終于喂飽，《非攻》也能繼續刊印發行了。

    周赫煊倒也不虧，反正藥品生產出來就是拿來賣的，賣給誰都可以。即便利潤不給常凱申、戴笠，也會被其他中間商給吃掉，老百姓永遠不可能買到廉價藥。

    只不過，周赫煊感覺很憋屈，他真的不想跟戴笠這樣的人打交道。

    戴笠雖然策劃刺殺了漢奸張敬堯，但他殺的進步人士更多。比如幾個月前還跟周赫煊有說有笑的楊杏佛，就在6月份遇刺身亡，背后的策劃者正是戴笠。

    明年，戴笠還會策劃暗殺進步報人史量才，策劃暗殺抗日將領吉鴻昌，死在他手里的愛國者難以計數。

    ……

    “正是烏煙瘴氣啊！”

    周赫煊扔掉手中的《申報》，戴笠讓他感到惡心， 惡心，而關于馬占山的新聞，同樣令人作嘔。

    馬占山此時已經輾轉來到上海，公開表示自己只收到171萬元捐款。而根據各方統計的數據，這兩年全國捐給馬占山的財物至少在2000萬以上。

    剩下的錢去哪兒了？

    只有鬼知道。

    此事最近鬧得很大，甚至激起了學生和群眾游行，大家紛紛督促政府徹查到底。

    自從馬占山因江橋抗戰而成名后，贏得全社會的瘋狂崇拜。有人填詞譜寫《馬將軍之歌》，有人拍攝電影《馬氏抗戰風云》，甚至出現“馬占山牌香煙”，還有人走上街頭募捐“馬軍長抗日基金”，成千上萬的女青年寄出求愛信，給馬將軍為奴為妾在所不惜。

    然而，現在大家發現被騙了，他們捐出的大部分錢財不翼而飛。

    比如廣州的思思中學，校方特別發行了一種“救國券”，上邊印著“救國捐款”、“樂捐援助黑省馬將軍抗日救土”等字樣。全校師生踴躍捐款，只要參與捐贈的，最少也捐了1元，整個學校捐款多達6000余元。

    抗戰捐款去向不明的消息曝光以后，思思中學的師生們義憤填膺，跑去找學校抗日救國會討說法。而學校抗日救國會堅稱自己沒有貪污，已經把捐款全部寄給了東北民間抗日救國會，東北民間抗日救國會則表示自己并未收到捐款。

    誰說了假話，沒人知道。

    或許他們說的都是真話，但這些捐款在某個地方出了岔子，被不知名的某些家伙給私吞了。

    這件事搞得輿論嘩然，極大的打擊了民眾的愛國熱情，甚至有不少人懷疑是馬占山貪污了抗戰捐款。

    南京國民政府派出專員調查此事，很快抓到十幾個小蝦米。比如幾個上海混混，利用民眾的抗日熱情搞“馬軍長抗日救國基金”，居然在一年內吸納捐款3萬多元，這些錢全部被混混們揮霍一空。

    那幾個混混直接被槍斃了，因為社會影響實在太惡劣。但真正賺得缽滿盆滿的大人物，卻依舊逍遙法外，這些家伙是在透支國人的愛國精神，跟投敵的漢奸一樣可惡。

    難怪馬占山那么受歡迎，肯定是有人借機炒作，不斷地在背后推波助瀾撈好處。

    國難，對于某些人來說，卻是一場饕餮盛宴。

    就在此時，北方又突然出現一個爆炸性新聞——吉鴻昌、方振武二人公開自己的共黨身份，率部在察哈爾南部地區建立根據地。

    早在七月份，常凱申以“妨礙統一政令、破壞國策”為由，命令何應欽指揮16個師，與日軍一起前后夾擊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馮玉祥無奈之下只能解散抗日同盟，而吉鴻昌和方振武一怒之下，就高調的宣稱自己是共黨。

    當《非攻》雜志出版到第三期時，何應欽和日軍非常有默契地對吉鴻昌、方振武展開圍攻。一邊是侵略中國的日軍，一邊是正規的中央軍，居然也能聯合起來展開軍事行動。

    無奈之下，吉鴻昌、方振武被迫投降，接受了南京政府的收編，兩人跑到天津來做寓公。

    吉鴻昌在天津剛剛找到住處，便跑來三樂堂找周赫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