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小東的研發團隊根據這些建議，調整了產品方案。他們開發的“靈湖農智”系統，分為硬件和軟件兩部分。硬件包括低成本的土壤傳感器、氣象站和小型無人機，傳感器埋在地里，數據自動上傳到云端；無人機可以自主巡檢，識別病蟲害后立刻發送預警。軟件則是一款手機APP，支持語音和方言操作，農民只要說“小宇小宇，看看我家的小麥長得怎么樣”，系統就會自動分析數據，給出診斷報告和種植建議。
為了確保產品的實用性，童娟邀請了二十位有著豐富經驗的農技員組成顧問團，其中包括全國勞動模范、“種糧大戶”王大叔。“你們這個無人機是好，但我們這兒地塊小，還種著果樹，無人機飛不進去怎么辦？”王大叔在研討會上提出了問題。
研發團隊立刻調整方案，開發了一款小型的“爬樹機器人”，可以沿著樹干移動，近距離監測果樹的病蟲害和果實長勢。王大叔試用后，豎著大拇指說：“這個好！比人爬樹安全，看得還清楚，以后給果樹看病再也不用愁了。”
第一個農業試驗基地選在了河南商丘，這里是全國重要的糧食產區，也是童娟的老家。當研發團隊把“靈湖農智”系統送到農民手中時，不少人都持懷疑態度。“我種了一輩子地，還需要機器教我怎么種？”李大爺抱著胳膊，一臉不信任。
童娟的叔叔主動站出來：“我先用！去年我家辣椒絕收，今年就靠這個系統了。”他按照系統的建議，調整了種植密度，根據土壤墑情精準灌溉，還在系統預警后及時打藥防治病蟲害。三個月后，他的辣椒長勢喜人，比鄰居家的高出一大截。
李大爺看在眼里，主動找到研發團隊：“小伙子，幫我也裝一套唄！我看老童家的辣椒長得好，才知道這機器真管用。”嘗到甜頭的農民們紛紛上門咨詢，不到一個月，試驗基地就有兩百多戶農民安裝了“靈湖農智”系統。
但試點進行到收獲季時，卻出現了新的問題。農民們的糧食和蔬菜豐收了，卻賣不上好價錢。“收購商壓價太狠，一斤玉米才給八毛錢，除去成本，根本沒多少利潤。”李大爺愁眉苦臉地說，“咱們種出了好東西，卻不知道賣給誰。”
吳浩接到消息后，立刻趕到商丘。他實地考察了當地的農產品市場，發現問題主要出在產銷對接上。農民信息閉塞，只能賣給當地的收購商，缺乏直接對接大城市市場和電商平臺的渠道。“這是咱們的疏忽。”吳浩當場表示，“咱們不僅要幫農民種出好東西，還要幫他們賣個好價錢。楊帆，你立刻加快農產品電商平臺的建設，對接大城市的超市、餐飲企業和電商平臺，搭建從田間到餐桌的直供渠道。”
楊帆的團隊連夜行動，僅用半個月就搭建完成了“靈湖農鮮”電商平臺。平臺不僅支持農產品線上銷售，還加入了溯源功能，消費者掃描二維碼就能看到農產品的種植過程、檢測報告和生長數據。同時，楊帆的團隊還對接了京城、商海、羊城等大城市的二十多家大型超市和連鎖餐飲企業，簽訂了直供合作協議。
為了幫助農民熟悉電商操作，童娟組織了電商培訓課程，邀請專業的電商講師現場授課。考慮到很多農民不會用智能手機，培訓課程特意制作了圖文并茂的手冊，還安排研發團隊的員工一對一指導。李大爺學會線上銷售后，激動地說：“我家的玉米通過平臺賣給了上海的超市，一斤賣一塊二，比賣給收購商多賺了不少。現在我每天都能在手機上看到訂單，再也不用愁賣不出去了。”
就在“AI+農業”業務穩步推進時，張俊帶來了一個重大合作機會。“農業農村部啟動了‘數字農業示范縣’項目，準備在全國三十個縣推廣數字農業技術，邀請咱們作為核心技術支持方參與。如果能拿下這個項目，咱們的‘浩宇農智’系統就能快速在全國推廣，幫助更多的農民增收致富。”
但這次的競爭同樣激烈，參與競標的有五家大型企業，其中包括國內的農業龍頭企業和國際知名的農業科技公司。“農業農村部的要求很明確，不僅要看技術方案，還要看實際的種植效果和農民的滿意度，更要兼顧小農戶和低收入農戶的需求。”張俊補充道，“他們特別強調，數字農業不能只服務于規模化的種糧大戶，還要幫助小農戶融入數字農業體系。”
吳浩決定親自帶隊準備競標方案。他把團隊分成五個小組，一組負責優化技術方案，突出“低成本、易操作、精準化”的核心優勢；二組負責收集試點基地的種植數據和農民反饋，用真實的產量提升數據和農民的口碑證明產品價值；三組負責制定小農戶幫扶方案，針對小農戶的特點，推出“共享傳感器”“集體采購”等優惠政策；四組負責搭建農產品品牌體系，幫助農民打造區域特色農產品品牌；五組負責加強與當地政府和農技部門的合作，確保技術能夠落地生根。
童娟在準備小農戶幫扶方案時，發現小農戶面臨著三個主要問題：一是資金不足，無力購買智能設備；二是種植規模小，議價能力弱；三是缺乏品牌意識，農產品賣不上好價錢。“咱們能不能搞個‘數字農業互助計劃’？”她向吳浩提議，“由公司和當地政府共同出資，為小農戶免費提供智能設備和技術培訓；組織小農戶成立合作社，統一采購農資、統一銷售農產品，提高議價能力；幫助合作社打造區域特色品牌，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值。”
“這個想法非常好。”吳浩立刻表示支持，“小農戶是農業生產的主體，幫助他們融入數字農業體系，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數字農業互助計劃’的費用由公司和社會責任基金共同承擔，同時積極爭取政府的補貼政策，形成多方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