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元璐，是在場所有人中，唯一一個具有宏觀財政視野，以及經濟頭腦的人才！
在原本的歷史上，朱由檢讓倪元璐成為戶部尚書之后，就在想如何改革財政問題。
當時有個叫蔣臣的戶部主政，提出了重啟寶鈔，改革貨幣的辦法，倪元璐那是極力推行。
并且，他還提出了，該如何推行寶鈔，該如何保障寶鈔的價值，以紙幣代替銀兩。
但大明的寶鈔很抽象，只發不收，且發著發著還濫發，最后導致通貨膨脹，讓大明寶鈔徹底變成了廢紙一堆。
倪元璐敏銳的意識到了大明的寶鈔為何崩盤。
在上疏朱由檢的提案中，表示，朝廷發行紙幣的同時，也必須要在方方面面回收紙幣，比如在正賦、關稅、罰贖、稅契、間架稅等項目，反正就是，朝廷發的紙幣，朝廷必須得認才行。
但紙幣的發行，也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急切推行，民間交易使用，全憑自愿。
一開始，民眾還憂心忡忡，但時間長了，就自然而然樂意使用了，這樣，紙幣就可以廣泛的流通起來。
總之，倪元璐是有一定經濟頭腦的，畢竟也是浙江人，家里有沒有經商不知道，反正經濟頭腦是有的。
站在宏觀角度來看，歷史上，歷朝歷代都在尋求貨幣的定位。
華夏經歷過玉石本位、銅本位、金本位。
但玉石與銅的稀缺性，就注定了它在內部的貿易量不足。
特別是到了元朝，元朝時期，開始了世界貿易，讓銅徹底不足，于是乎，就開啟了信用本位。
而這個所謂的信用本位，其實就是紙幣。
紙幣歷經唐宋，到了元朝的時候，才首次嘗試用純紙幣制度。
是的，老朱的大明寶鈔不是首創，他也沒那個腦子搞出紙幣這種經濟體。
他其實就是抄元朝時期的純紙幣制度。
當然，元朝也是借鑒宋金的‘會子’‘交鈔’不談。
而紙幣這種形式，一旦遇到個沒有經濟頭腦的，很容易崩盤。
不管是宋還是金還是元，最終都造成了通貨膨脹，紙幣變成廢紙的情況。
他們都是因為一個共同的原因導致崩盤，便是沒有準備金、只發不收、不分界，最終導致紙幣極數貶值。
而到了大明時期，按理來說，有了前車之鑒，就應該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
可歷史證明，大明就是不改，繼續重復失敗的老路，在哪跌倒，就在哪趴著，躺平擺爛，沒有半點想要掙扎的意思。
以至于明朝中后期，以及往后的五六百年，就再也沒有搞什么紙幣，銀與銅還是占據了主道。
或許有人會問，無非就是個貨幣種類而已，銀銅頂多不方便，重一點，其余的又有什么關系？
銀本位與銅本位，與信用本位又有什么區別？
這么說吧，區別大了去了。
特別是開啟了全球貿易之后，掌握貨幣發行權，才有話語權。
而偏偏，華夏其實就是個貧銀國家，沒有那個能力，也沒有那個資格掌控白銀。
銅其實也是一樣，到了現代社會，華夏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精銅，都依賴進口。
不管是銀還是銅，有人囤，坐等升值，只會讓這玩意越來越少。
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末時期的朝廷與豪強。
朝廷窮的尿血，國庫能跑耗子，而豪強恨不得把椅子都打造成金的、銀的！
他們掌握著大量財富，卻不讓這財富流通，只是等著白銀的價格變高，然后再收割，再囤錢。
這就是典型的破壞市場經濟行為。
特別是張居正開啟了銀本位之后，那更是在經濟崩潰的基礎上加了一把火。
朝廷是需要讓白銀流通起來的，收錢的同時，也會發錢，不管是軍餉還是別的什么，這一來一回，就讓經濟流通了。
只要能讓經濟流通，再大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但這個經濟流通并不長久。
由于張居正開啟了銀本位體系，老百姓交稅就需要用銅錢去兌換白銀。
而這時候，誰掌握更多的白銀，誰就能決定定價權。
起初，國外有大量白銀流入華夏的時候，這個兌換比例是很低的。
但商人的嗅覺很敏銳。
這其實與賑災時，囤糧囤貨的商人是一個道理。
商人賺錢的基本邏輯就是囤。
不管是糧食，還是其他什么。
當市面上沒有別的糧食，他將所有糧食都囤積起來，成了最大的糧商的時候，那么，他就可以隨意哄抬物價了。
歷史上，這種事情屢見不鮮。
而白銀的情況也是一樣。
把糧食換成白銀，一樣行得通。
最后的結果都是哄抬物價，低買高賣，商人賺的盆滿缽滿。
因為白銀是必需品，當那些‘商人’開始定價的時候，百姓也不得不捏著鼻子認了，以前一千文就可以換到一兩銀的，現在要兩千文，三千文。
這就意味著，他們變相的多交了幾倍的稅。
那毫無疑問，結果就是導致大量農民破產。
破產之后會如何，這就不用多說了。
而像這種情況該如何解決呢？
很簡單，北宋時期，范仲淹已經給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說，皇佑二年，兩浙爆發大饑荒，杭州災情更為嚴重。
范仲淹一面讓百姓囤糧，一面鼓勵百姓舉行賽龍舟比賽，刺激經濟消費。
這時候，又讓寺廟招募工人大興土木，他自己也開始修建谷倉官舍，同樣招募大量工人。
來比賽的人要吃飯，看比賽的人要吃飯，小商小販也要吃飯，做工的人也要吃飯。
市場需求逐漸變大，糧食不夠的情況下，價格自然就開始上漲，到了每斗一百二十文，而范仲淹，就開始把糧食的價格提升到了一百八十文。
那些商人就像是聞到了腥味的貓一般，開始帶著大量糧食進入杭州，想要多賺點錢。
但糧食一到，范仲淹就把糧價給降低。
商人肯定不樂意，大老遠跑一趟，你斗傻子玩呢？
于是，他們就想收購范仲淹手中的糧食。
這時候就體現出范仲淹不開倉放糧賑災的優勢了。
他手上有糧，完全不慌，你搞壟斷？沒事，你要有那個本錢搞壟斷才行。
他還可以繼續打貿易戰，一直降價，逼的那些商人沒辦法，只能平價把糧賣給百姓。
就這樣，那一年的災荒，全國都損失慘重，唯有杭州沒有受到嚴重的災害。
而在這整個事件中。
范仲淹分別套用了以工代賑、經濟流通與持續的市場流通。
就從范仲淹這個事件來看，反壟斷其實很簡單，不讓他壟斷就行了。
你囤任你屯，管你囤多少白銀，多少糧食，只要市面上始終還有白銀，或者糧食在，你就抬不起價來。
但華夏是個貧銀國，朝廷沒辦法讓白銀源源不斷的流入市場，但大明手工業足夠發達，幾乎便是世界手工業中心，巨量的貿易順差，讓巨量的白銀流入華夏。
如果一直這樣也還好，大明雖然貧銀，但手工業足夠發達，就能有源源不斷的白銀，便不會讓經濟崩潰，也不至于出現壟斷。
但能一直這樣嗎？
很明顯不可能。
政局與時局是隨時都在變的。
而恰好，在1618年，華夏白銀的主要來源地區歐洲，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國際戰爭。
白銀不流入了，商人搞壟斷了，國家財政枯竭了，小冰河期出現糧食減產了，北方環境惡劣游牧民族開始南下劫掠了，國家打仗沒錢了，大明可不就亡了么！
這就是為什么都說大明是窮死的了。
既沒有掌握貨幣發行權，也沒能力讓市場流動起來，相當于靠著別人施舍過活，他不亡國誰亡國？